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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的教科书
发布时间:2022-04-19        浏览次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科书作为教育的一种重要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它伴随着一代代青少年成长成才,滋润着他们的心灵;它是人类文明、民族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介质,是实现国家教育目标的基本手段;它不仅能纪录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现实,更能再现那个时代观看世界的方式与思维方法,并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它们所处的是怎样的时代。中国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教科书建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普及免费教育理念、规整革命常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形塑国民、巩固政权到改革开放后重启教育建设、恢复课程教学秩序,再到新时代以培育新人、建设教育强国,教科书的作用毋庸置疑。笔者试图从教科书这一独特文本入手,去探寻其反映的时代回响。

  教科书在哪里读响,启蒙就跟进到哪里。在教科书出现的地方,文明亦出现并生根发芽,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不同时代发展的图景。

  作为拥有众多读者的教科书,理所应当地成为苏区、根据地、解放区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载体。它们传播了现代文明,用崭新的话语系统和行为规范指导民众,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苏区创建后,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小学教育。1934年2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对一切儿童不分性别和成分差别,都施以义务教育。但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工农的子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为了方便学龄儿童上学,苏区小学设置的原则,一是就近办学,二是适应农村实际采用多种形式办学。

  苏区小学的名称起初并不统一,多数苏区称为列宁小学,也有的称为劳动小学、人民小学、红色小学。苏区列宁小学的课程设置与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相适应。为帮助学生树立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想,提高学生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编写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服务的新教材成为迫切需求。

  苏区创建初期,一些小学曾沿用诸如《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旧教材,并编写如“拿起枪,打敌人”之类的补充教材。很快,各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就组织人力编写和出版了充满革命气息的新教材。例如:闽西苏区在1930年底,已经编写出《国语》《算术》《常识》《社会进化史》《生理卫生》《浅说》《地理》《劳动课本》《看图识字》等适用于小学各年级和成人教育的课本。这些课本在印刷和用纸方面不尽相同,有的是铅印,有的是石印、油印;有的用好纸,也有用各种颜色标语纸,还有的用土制纸。这些课本集革命性、趣味性和通俗性于一体,并能联系当时实际。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编写全苏区通用的小学教材提上日程。1932年6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16次会议决定,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立教材编审委员会,并任命徐特立为主任,关蕴秋、施红光、蔡乾为委员,负责编写教材和审核各地编写的教材。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辑的《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至第八册出齐。在此前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还编辑出版了《暂用国语课本》(高级小学用)、《苏维埃公民》、《算术》、《竞赛游戏》、《儿童唱歌集》等教材。这套教材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有文有图、形式多样,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与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群众的生活联系密切。当时,苏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小学生教材的编制印刷是相当不容易的。他们的劳绩将永载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根据地在加强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同时,大办抗日小学,使小学教育得到了显著的发展。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应该“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各个抗日根据地小学的学制和课程设置不完全相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各地抗日小学使用的教材相对比较混乱,有的地方甚至拿《三字经》《百家姓》等蒙童读物来做识字课本。

  1938年年初,陕甘宁边区下发的《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要求,从1938年起,全边区的小学要统一使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写的课本。此次编写的小学课本,其指导方针是按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的教育政策,编写“抗日化”的课本,一方面在课本中增加了抗日内容的比重,另一方面是在教材的结构编排方面要与战时环境相适应。按照这个指导方针,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的同志加班加点赶编小学课本。他们白天围坐在窑洞里的小方桌旁,讨论有关编写工作的问题,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点多才睡觉。就这样持续干了1个多月,终于编写完成。其中,董纯才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是以宣传抗日为主轴,突出了抗日教育和抗日活动,充分表达了当时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坚决态度。

  为了提高课本的质量,并统一国民教育各类教材的编审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0年秋,决定重新编写陕甘宁边区的小学课本。此次的编写,确定要在坚持教材“抗日化”的前提下,在课本中把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文化知识教育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使课本中包含了抗日战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国语》教科书的体裁方面,包括了故事、儿歌、小说、散文等,在用语方面也做到了“儿童化”。

  在缺乏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编写新课本的同志通过广泛搜集各地教师自己编写的临时课本、报刊文章甚至是农村黑板报上刊登的故事、农谚、儿歌等加以整理,并参考邻近地区编写的抗日课本和抗战前的旧课本,加班加点地来编写适合边区使用的抗日小学课本。1939年前后,编写出第一套晋察冀边区抗日小学课本。由于边区环境动荡,集中印刷课本极易遭受损失,便采取了分散引发的方法,即边区印刷少量样书分发至各县,各县自行印刷学生所需课本。于是,发放的课本里有铅引、石印、油印或木板印,甚至是手抄。当时,晋察冀边区教育处还创造了巡回印刷的办法,即将刻好的课本木刻板用驮骡分运至各地,在纸厂附近印刷。印够一定数量之后,就整理木板,驮往别处去印。尽管这样,不少地区还是只能两三个学生合用一本,有的教师除了白天上课之外,晚上还要为学生抄书。鉴于这种情况,许多学校提出“爱护课本”的口号,并订立了《爱护课本公约》。

  鄂豫边区最初是由中共鄂豫区党委编印了一本《政治常识》课本。1940年,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宣传部成立了国民教育处,其主要任务就是编写教材。1942年,鄂豫行署教育处成立了以赵季为主任的教材编审委员会,正式调配干部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到1943年,已编写出小学国语课本、算术课本和高小、初中都可以采用的自然课本。在编写这些课本时,编者参考了过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编印的旧课本和各抗日根据地编写的新课本,在编写过程中多次召开教师座谈会征求大家对编写课本的意见和建议。

  在根据地内,教科书的编写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小学教育的发展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充满胜利信心和抗战知识技能的后代。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一度出现了进行和平民主建设的新局面,所以在中国领导的解放区,在总结推广整风运动以后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实施正规化教育,通过教育培养和平建国人才的目标。但是内战爆发以后,解放区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得不继续实行战时教育体制。

  在华北解放区,内战爆发后中学和小学都实行了战时教育体制,明确提出了小学教育的实施方针:华北解放区的小学教育既不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和旧民主主义的教育,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公民的基础教育”。解放区小学课本的编审采取“集中编审,分散印行”的办法,尽量降低课本的售价,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课本使用。

  在东北解放区,通过调查研究,对于老区和新区的中小学校正规化教育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和方法。在编制课程教材问题上,不仅从各项事业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且注意到学生的实际文化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以便学生能够接受和消化课堂讲授的教材内容。

  综上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开展基础教育很不容易,教材的编写、印刷及讲授受到各种条件、环境的制约,各地学生的文化水平也不均等,规范化的基础教育亟待进行。

  中小学教材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会直接影响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而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对学校教育提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要求。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量大且时间紧迫,工作十分繁重。于是,采取有选择地沿用、有重点地改编老解放区的课本和统治区的旧课本等办法,迅速出版和及时供应,一般由新华书店负责,各地印行。

  1949年3月,中央指示出版工作在有利、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当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地课程标准不一致,基本都是自编自印教科书。1949年4月,华北人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地区差别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的闭幕词中指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编审局,调集部分老解放区、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单位的编辑人员编审文、史、地教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在统一编辑的教科书尚未编成之前,先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会同拟定中小学教科用书目录,发到各大行政区的文教部(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教科书必须统一采用目录中所列各书。同时,成立国家统一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亲笔题写了社名。

  1951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出版总署制定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1951年4月16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1951年秋季教科用书的决定》,指出除高中部分教科书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外,其余中小学教科书全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供应。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代教育部拟定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开始编写新的教材。1956年秋季在全国陆续使用。一年后,发现这套教材中的某些学科要求较高,在很多地区造成了教与学过分紧张。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和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2]1958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今后各地可以自编教材,教育部不再颁发教学用书表。

  1959年6月,教育部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中小学教材。1960年1月,教育部党组提交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的《关于适应教学改革,改编教材的报告》中提出,着手组织力量编辑一套十年制新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当时中小学适当缩短学制年限、适当控制学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赶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未编历史、地理、生物)于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试行十年制学校的小学一年级和初一年级试用。1961年4月1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会议讨论中小学教材问题。会议决定,将已编好的十年制教材供各地使用,待一定时期后,将其学习时间拉长为十二年,作为十二年制教材。教育部组织新编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于1963年陆续出版,并于1963年秋季开学在全国十二年制的小学一年级和初一年级各科使用。不过,该套教材只出版了一部分,后根据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月发出的《关于精简中小学各科教材的通知》进行修订,但修订后的教材未来得及出版。

  1949—1966年,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发展经历了渐次统一、自主试验的发展过程,其中包含了各种试验教材和乡土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在教材编撰出版层面,引进、学习、借鉴苏联的教科书;在自编乡土教材、试验教材的探索中,初步解决了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以及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等问题,教材建设不断取得发展和突破。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出无限生机。

  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敏锐地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3]并强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4]1977年,亲自部署,责成外交部安排驻外使领馆在世界各地选购最新的中小学教材空运回国。尽管当时外汇储备十分紧张,国家仍拨出专款用于教材引进。那一时期购入的教材以理科为主,为“拨乱反正”后的第一版中小学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参考。

  教育部根据的指示,迅速启动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1977年12月20—28日,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在河北涿县联合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由教育部负责统编中小学教材,3年内完成。1978年秋季中小学一年级和部分课程的统编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供应纸型,分省印制发行。1978年1月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5]。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发现十年制教学计划在课程设置等方面需要修订。因此,1981年教育部又颁发了《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对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进行修订,并编写五年制教材。

  1981年4月,教育部根据“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精神,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1984年,又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草案)》。1982年开始编写六年制中小学教材。“六年制重点中学全国统编教材1983年开始陆续供应。1983年以前已改为六年制的学校,教材可以各地自编,也可以按人民教育出版社提出的过渡办法,使用五年制教材。”[6]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教育的发展,教材的全国高度统一已经不适应实际需要,也不利于教材质量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教材政策的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拟定了《关于中小学教材编审工作责任制的规定(试行草案)》,明确了各级编写人员的要求,从制度层面有力地保障了教科书的编写质量及出版发行。各地也开始开创性地试编不同编排体系的试验课本,探索教材编制的新方法。教材编写趋于灵活化和多样化。

  1984年教育部公布的《关于全日制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的安排意见》中指出:“适应城乡的不同需要,照顾农村小学的特点,在教学要求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城乡实行两种教学计划。”基于此,教育部分别拟定和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分别结合城市和农村实际,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出现了城市版和农村版教科书。

  1978—1984年,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不断恢复和实验,使得教材编写在基础知识选择、智力启迪和能力培养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出现了“难、深、重”的倾向。

  为在全国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的需要,切实提高全民素质,提升教科书编写质量,国家教委确定了教材审定制。1985年1月11日,教育部颁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指出:今后中小学教材建设,把编写和审查分开,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学校、教师、专家可以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供各地选用。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一纲一本”的统编通用制改革为“多纲多本”的竞编选用制。为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的多样化,适应不同地区的教学需要,促进中小学教材质量的提高,1986年9月22日,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87年10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及《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和《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两个附件,建立了权威的教材审定制度。这是我国教材建设史上的重大变革,由此,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迈出新步伐。

  从“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根本目的出发,国家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8年8月《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正式颁发。该方案明确:“设想用四五年时间,逐步完成以下四种类型等教材编写工作:一是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适合一般学校使用的六三制教材;二是面向全国大多数地区,适合一般学校使用的五四制教材;三是面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适合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学校使用的中小学教材;四是面向经济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农牧地区和山区以及办学条件较差学校使用的中小学教材。”根据这一规划方案,国家教委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等10多家单位和地区筹备、组织编写以上四类教材,并提出按照不同风格、不同层次,供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学校使用,史称“八套半教材”。

  1992年8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中课程计划(试行)》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制、六三制两种学制)的各科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提倡各地编写适合当地农村中小学需要的教材。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和使用开始呈现“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局面。

  1985—1999年,中小学教材建设从编审合一到编审分离,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实施教材多样化发展方针,打破了全国中小学通用一套统编教材的局面,在教材体系、结构、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上,在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感教育,注意因材施教。教材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迎接21世纪挑战的新形势下,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世纪之交开始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科书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完善基础教育教材管理制度,实现教材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7]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对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教科书编写的资格和条件、立项和核准、初审和试验、教科书审定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同年7月,国务院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完善基础教育教材管理制度,实现教材的高质量和多样化。”“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基础教育教材群雄逐鹿的时代来临。多套教材通过审查并试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在教材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各套教材在竞争中谋发展,促进了教材编写和出版质量的提高。2004年课程改革进入全面推广阶段。2005年秋季,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都起用新课程教材。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启动,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在此期间,通过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确立了中小学教材编写立项核准制度、实行中小学教材两级审定制度、建立中小学教材市场竞争制度、规范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制度、试行中小学教材免费供应和循环使用制度,注重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建设。这些教材在注重知识获得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自身的发展,加强了与现实的联系,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确定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习总书记围绕教材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阐明了新时代教材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教材建设的历史使命和工作重心,为教材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更好地发挥立德树人作用,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下,教材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和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工作极其重视,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2016年5月,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况,“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2020年11月,习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强调:“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6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发布,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出发,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强化教材的思想性,提出编写、审查、修订、选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从科学制定规划、提升教材质量、强化教材研究、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等方面,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对小学阶段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思想品德、语文和历史学科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

  2017年7月3日,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最高层级的教材领导机构——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对加强统筹指导、强化规划引领、健全管理制度、加大督促检查的系统制度设计有重要促进作用。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以来,统筹推进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从教材规划、管理制度、工作机制、编审队伍、基础研究等方面,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审核把关,极大地调动了各方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

  随后,教育部也成立了直接管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的最高行政机构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首批遴选11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教材局职责为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拟订全国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负责组织专家研制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标准,制定完善教材建设基本制度规范,指导管理教材建设,加强教材管理信息化建设。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加强课程教材体系建设”“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增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完善教材编写、修订、审查、选用、退出机制”。随后颁布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对此作了具体行动上的布局。

  可以说,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教材建设成为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主渠道。与此同时,教科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进一步加强,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大幅度增加。

  2011年,教育部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完善。此课程标准于2012年秋季开始执行,据此编写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也通过审定陆续出版发行。2020年1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和《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各学段、各学科领域教材建设作系统设计,明确了各级各类教材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具有划时代意义。

  首先,语文、历史和思想品德三科教材改为统编本。语文、历史和思想品德三门课程是文化自信的起点,更是培根铸魂的关键。此次语文、历史和思想品德教科书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并逐渐完成投入使用。这三科教科书由多套本转变为统编本,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习总书记指出,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中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建设,我提出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来抓好。2012年,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启动统编。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从2016年起,将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

  其次,中小学开设书法教育课程。书法一直是美术教育和语文教育共同关注的。书法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爱国情怀的重要途径,既能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情操,又能提高文化修养,促进全面发展。2011年8月,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教育部下发《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对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2013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在此背景下,11套书法教科书通过审定,并于2015年秋季学期进入学校,小学三年级开始使用书法教科书,开设书法教育课程。

  再次,调整小学科学教科书。据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科学(3—6 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小学3—6年级开设科学课程,培养学生科学素养。2017年实施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教科书改三年级起始为一年级起始,原各家出版社在原三年级起始基础上,编撰一年级起始的科学教科书,于2017年秋季陆续进入学校。

  党的十八大以后,课程改革中的教科书编写,激发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更加关注新的教育理念,例如以人为本的理念、终身学习等,突出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强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学习,有效实现教材所涉及学科知识体系与学生健康成长和可教学性三者之间的和谐。此同时,也正在从“重教”走向“重学”,从课程开发走向课程理解,从封闭单向走向开放互动。

  此外,因为教材建设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教科书在立体化、电子化的方向上迈进一大步,克服了“唯(纸质)书本”的倾向,形成了一个可供不同地区和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的立体化、电子化、网络化的教材体系。立体化教材建设丰富了教材建设类型,以适应社会化阅读的需要并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过程中的质量提升。数字教科书的成长过程必然是一个教科书与信息技术彼此成就、合作共赢的过程。可以说,从教科书的“数字化”到数字化的“教科书”,是未来数字教科书开发的必然选择。

  教科书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对读者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因此,谁掌握了教科书,谁就掌握了青少年儿童;谁掌握了青少年儿童,谁就掌握了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教材建设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从基业初创到迎头赶超,党和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始终倾注着巨大关切。教科书的演进史是一部中国教育与中国的发展同向同行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史。教科书的内容与形式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而教科书的演进史也润物无声地成为这个百年变迁史中的华美乐章!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

  [3][4]:《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5]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

  [6]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6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21﹞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